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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限制上牌的行政决策说起
2012-07-16 11:27:00 来源: 法治广东网

  2012年6月30日晚,广州市交委发布了《关于广州市试行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中小客车总量调控交通政策于7月1日零时起实施,从而使广州成为国内继北京、上海、贵阳之后的第四个限牌的城市,由此,一年多来关于广州是否限牌的争议也终于有了结果,然而,该通告的突然性,以及在特定的时期发而也引发各方的争议,值得关注。

  首先是值得关注的是由于该通告是在中央正在宽松的政策以保增长的背景下发布的,而广州的限牌的确不利于这一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对车市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在该通告发布几天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董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对广州实行的汽车限购政策表示反对,理由正是认为该政策与当前中央稳增长政策不符,二是不利于节能减排,他甚至认为,“相对于北京的限购政策由国务院批准,广州并没有向相关部门做过报告,也就是顶风作案”。这似乎给广州市有关部门扣上了一个比较大的、必须严肃、认真对待的帽子。

  这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否与中央保增长的政策相违背。如前述,这一政策对车市的确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与中央保增长的政策相违背,恐怕言过其实。中央保增长政策有其明确的内容,并不是说各行各业都负有保增长的义务。如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就是例证之一。不能认为严格调控房产价格就是违背中央保增长政策。反之,反对这些政策的言论恐怕都与特定的利益集团有关。如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肯定会代表汽车行业在说话,其权威性自然就会大打折扣。其二,广州出台这个政策是否需要中央的批准。的确,北京的限购政策可能是由国务院批准,也可能是北京主动向国务院报告了此事。但这并不能说广州没有向相关部门报告就是顶风作案,按常理,广州对广州本地的车辆状况进行调控是纯粹的地方事务,由地方来决定也没有什么不对,而北京在决策时向中央报告,由中央决定,也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吃螃蟹的缘故,并不能说明非要由中央来决定一个地方的事务。但同时,这也说明了我们国家目前中央与地方事权没有明确划分这一事实。因此,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是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一。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该通告发布的突然性。虽然,是否要限牌的争议在广州也有一年多了,但并似乎没有进入正式的行政决策程序,也没有迹象表明要实施限牌。相反,2008年2月广州市两会期间,时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表示,一个城市控制汽车上牌是不现实的,广州不给上牌,需要购车的人很快就会想办法,到周边的城市上牌,上了牌后车还是可以开到广州来的。2010年广州市两会期间,有委员提案建议,要么开征拥堵费,要么限制上牌,以解决日渐拥堵的交通,而广州市物价局在答复中表示,拥堵收费权力在中央,广州无权决定,而作为以汽车为重要支柱的广州近期也不可能限制上牌。2011年1月9日广州市政府在政府网站公布的《亚运后广州中心城区缓解交通拥堵方案(讨论稿)》,提出“年内提高停车费”、“研究收取交通拥堵费”等30剂“药方”,力争5年内中心城区干道车速不低于25公里/小时,其中并没有提到限制汽车上牌。显然,作为对几乎每个市民的生活都有影响的行政决策如此突然地宣布肯定是不合适的,不符合现代行政决策的法治的要求。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就是公共决策必须公开、民主,最大可能的范围内征求市民的意见。虽然,广州市有关部门认为限牌也已十分必要,公开征求意见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征求意见期间车市可能会突然热闹起来,但这些理由显然不能与法治的基本要求相比,不能成为破坏法治要求的理由。因此,有关部门在行政决策时,应当将有关理由公开,并征求市民的意见,才是现代行政决定的基本要求。(作者夏正林,系法治广东网时评员)

(编辑:潘季英)



作者:夏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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